不管蒋介石在与孙逸仙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
而今他终于找到领袖,这正值孙逸仙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时候,中国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日本,不管他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需护照也不必登记。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某个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儿,日本方面就会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会将其驱逐,以满足清廷的要求。
对孙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大概是在孙蒋会晤后不久。毫无疑问,孙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追随者。他过去是从上海被赶出来的,如今东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将革命总部移往香港。
当蒋介石还在军校学习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孙逸仙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7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
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逸仙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了,下一步是上正规的军事大学,但在此之前军校学员得去体验一下最低级的军事人员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1910年1月一个凛冽的早晨,蒋介石站到了驻扎在高田的野战炮兵第19联队队长日奉大佐面前,“啪”一个立正,打了个敬礼。他俩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他统帅着日本陆军第13师团,日奉大佐的联队就隶属于这个师团。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3个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马,然后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日本士兵们通常要干奴仆般的苦活。
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这些活是规定死了的,非干不可,他几乎没有时间和自己的中国同学往来,但一旦和他们聊起来,他总要说些“上战场比这要苦得多,没有人不可忍耐之事,习惯成自然嘛”诸如此类的话。
很奇怪,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绝没想到他会干什么大事。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便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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