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r
1.
尼克看着“燧石”向他走来。
风扬起雪粉，街道看起来像是被灰色的流沙淹没了，稍早前铲开的雪堆在人行道旁，砌出两堵冰冷的坚壁。“燧石”戴着带有护耳的皮帽，裹着臃肿的大衣，在积雪里跋涉，看起来像是从一台接收不良的电视机里走出来似的。每当尼克想起“燧石”——他后来有许多时间这么做——他记起的既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不是最后一次，而是此时此地，1978年1月14日，晚上十点过一刻，莫斯科。
“燧石”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停下，事先约好的暗号是，假如他摘下皮帽再戴上，就表示一切安全，无人跟踪。要是摘下手套，不摘帽子，那意味着克格勃就在附近，行动终止。
“燧石”把帽子摘下来，抖掉上面的雪片，按回头上。
尼克从车里出来，没有锁门。他划了根火柴，假装点烟，火苗马上被吹灭了，尼克顺理成章地走到雪墙后面，借助它挡住寒风，再试了一次。“燧石”走过的时候撞到了他，把两个信封塞进他手里，道歉。尼克敷衍了一句“没事”，侧过身，双手护住火柴，点着了烟，站在寒风中抽完，这才回到车里。引擎在低温中难以启动，尼克试了好几次才哄骗它开始工作。他看了一眼后视镜，“燧石”早已不见踪影。无线电监听装置一片寂静，这种天气能把最固执的克格勃赶回卢比扬卡广场的地洞里。
这辆挂着外交牌照的蓝色小车绕了一个曲折的圈子，确保没有跟踪者，才掉头驶向美国大使馆。那个两个光滑的信封安全地待在尼克的大衣内袋里。
车在使馆门前停下车的时候是十一点半，整栋建筑物乌灯黑火，但中情局莫斯科站从不入睡。警卫已经习惯了尼克的飘忽行踪，冲他点点头，没有说话。尼克径直走上七楼，踏进中情局在莫斯科这个悬崖上搭建的小小巢穴里。
今晚值班的是明斯基，这是件好事，明斯基像那种尼克在地理杂志里见过的巨蜥，阴沉，迟缓，安静，如果不受到挑衅就没有攻击性。尼克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剪当天的《真理报》，贴到巨大的相册里，没人知道这到底是明斯基的任务还是私人爱好，从来没人敢问。
“燧石。”尼克简短地说，明斯基点点头，放下剪刀和报纸，伸出手。
“谢谢，我来发电报就行。”尼克说。
巨蜥再次点头。
尼克轻轻关上发报室的门，取出今晚的收获。两个信封的大小和材质都是一样的，其中一个用铅笔写着拉丁字母“N”，封口开着；另一个没有字迹，封口用胶水粘牢。尼克打开了第一封，抽出薄薄的一张纸，把台灯拉过来，读了两遍，对着字迹微笑，又看了一遍，这才拿出火柴，点燃了信，塞进烟灰缸里，轻轻用镊子拨弄燃烧的纸，确保除了灰烬，什么都不会留下。
另一个信封里才是兰利想要的东西。“燧石”一丝不苟的笔迹整齐列出了奥博连斯克生物实验室（注1）的数据，整整四页。尼克拿了两支铅笔，从保险箱里取出密码本，深知两个小时之后，这些数据就会通过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手，放进椭圆办公室。
2.
尼克——护照上的姓名是尼古莱·格里宁——自诩是个诗人，唯一的问题是诗人常常不能养活自己，假如你在大学里花了四年琢磨俄语诗歌，这个问题就更显严峻。在他的硕士申请遭到拒绝的第二天，莱曼教授邀请他到办公室去，就在尼克满怀希望地带着论文赴约的时候，在场还有一位陌生的先生，戴着过时的圆眼镜，磨旧的外套里面穿了件格子衬衫，数学教授和剪羊毛工人的奇异混合。莱曼教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陌生先生冲尼克微笑，催促他坐下，自称“莫顿”，问他是否乐意为国家效劳。
为了付房租，尼克甚至乐意为撒旦效劳。
1970年9月，尼古莱·格里宁以俄语翻译的身份进入中情局，背景调查花了漫长的四个月，因为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在旧世界和新世界都留下了过分复杂的搬迁史。1918年，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祖父带着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儿子逃往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经营一家小小的杂货店，二十一年后为了躲避纳粹，又不得不再次举家搬迁，在饱受轰炸的伦敦逗留了短短两个月，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前往纽约的船票。父亲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年末酒会上认识母亲，后者是个科西嘉岛移民，由此造成了格里宁一家的语言分层：父亲和祖父母之间说俄语，父母之间说法语，所有人都对小尼古莱说俄语。祖母只会俄语，而且随着年岁增长，越发坚定地认为自己住在圣彼得堡郊外，没有人忍心戳破她为自己架构起来的泡泡。
在兰利的头两个月，尼克都在翻译别人扔到他面前的剪报和电报，偶尔有些机密文件，出于安全理由，只给他零碎的、不明所以的段落。他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台和打字机，就在他觉得自己开始适应这个情报机构的节奏时，莫顿被调往东柏林站，把尼克也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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