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残阳下酒，独饮这酿在血脉中的呛口的乡愁。
何处是吾乡？失去故地的鄂温克人在城市与群山间，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间纠结、挣扎、彷徨失措。对新生活的不适应，对传统文化的负罪感，还有人性的妥协与改变。“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越宏，则所受之苦痛越甚”，陈寅恪这样论王国维之死。鄂温克人的生活不是世外桃源，虽然这似乎可以满足现代人的田园牧歌式幻想，但是他们被严酷的生存环境、稀少的人口和封闭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就算鄂温克族能独立于历史之外不被外界干扰，也总会有下山的那一天。我怀念的是他们的草木文化，狩猎文明，敬畏之心。我们的世界正在由柔软变得坚硬，对树木、河流、驯鹿的审美情趣正在被玻璃、钢铁、墙壁所取代。人们不再为有机物连接，而被无机物隔离。“草木深深，福佑其中，花果累累，生之有养。”人有信仰，进而生敬畏，生活得节制，与山川花鸟湖海共存。在迷信的光照下，树木是幸福的，树木下的人也是幸福的。他们有对感情深沉的热爱，对生命的激情，对信仰的坚守。“景仰与厚泽，禁忌与荫庇，养护与反哺，物物循环，投桃报李。”
我看到画家王罡在《陈列的历史》中那一轮大兴安岭的金红色落日，色彩忧郁。那是历史给文明留下的伤口，还有时间赋予的一层厚厚的结痂。历史的车轮从不因个人意志而停下，它注定不可阻挡，不可假设。从游牧到现代生活，远不止百年，现代的生活法则就是快捷方便，这无可厚非，也是舒适和稳定战胜了所有。只是追求高效的同时，不能多一些文化包容力吗？
生活方式的改善有多种。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驾船的船工、不能放牧的牧民，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船只和马匹，更是整个精神世界。时光流逝，山河远去，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遭遇其实殊途同归，有些时候，宏大理论、伟大追求都是出于个人最基本的挣扎与追求。历史的决策也许是对的，但是这解脱不了给其中“所化”之人带来的痛苦。
无论在哪个时代，直击人心的爱与苦痛的本质，仍然没有变化。我知道每一轮夕阳也都是旭日。怀念鄂温克，不是因为逝去才怀念。古典悲剧的基本定理是失败而辉煌，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是已经预知到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而一个个鲜红的身影也构成了民族的人格。一如自沉于颐和园中那个苍凉的背影，或是伊斯坦布尔旧街上的王朝遗梦。
我抬头看了看，那一枚小小的白月光就像只白色驯鹿向我跑来，我认得它的犄角，长着一串串鲜花和浆果的犄角，带着激流和晨风的味道。它只是转过身，踱着步，不回头地向森林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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